韓國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
Docs Port Incheon的主辦單位是仁川電影委員會（Incheon Film Commision, 簡稱IFC），資金上主要受到仁川市政府與SJM Cultural Foundation的支持。IFC成立於2006年，本屬於仁川藝術與文化基金會（Incheon Foundation for Arts and Culture）的一個部門。2013年獨立成為一個非營利組織，持續替當地影視工作者整合國內與國外資源，並積極創造國際合製的機會。
根據韓國電影委員會（Korea Film Commission & Industry Network，簡稱：KFCIN）的資料指出，類似仁川電影委員會的地區型電影組織在韓國一共有10個。這些區域型電影委員會的目標都是同樣的。
在KFCIN的官網上也可以看到韓國已經把如何在韓國拍片的相關資訊整理成中文與英文，並且還有合製相關規範與參考案例等資訊，也有韓國近期電影的資訊，票房與製作技術人才的資料庫。
先提到KFCIN是因大會中採訪搜尋韓國影人資料，通常會被導引到KFCIN的主要網站「KoBiz」，這對於我們認識韓國影人有非常大的幫助。2016年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第三屆）是從2014年開始舉辦，主辦單位除了準備今年的提案手冊，也相當細心的製作一本2014～2016年參加過提案的影片資料。
若以台灣的CCDF（2009年開始舉辦）與日本的TokyoDoc（2011年開始舉辦）相較，仁川是這三個提案會最晚成立的，但是整合影視產業的資源方面卻表現非常突出。活動的特色與目標是要成為亞洲最好的資源整合平台，標榜能提供最大規模的製作資金，垂直整合製作各個階段專業支援紀錄片創作者。
根據活動執行長姜锡必指出（Kang Seokpil，作品「Boy Runs」曾經在2015年釜山影展得到BIFF Mecenat Award for Best Documentary獎項）提案活動會分成A-Pitch與K-Pitch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可以透過A-Pitch將亞洲區的製作視野與資源帶入韓國，並且也協助韓國當地的紀錄片發展。姜锡必認為兩者必須相扶相成才有辦法讓韓國紀錄片產業持續發展。
從提案會提供製作資金的獎項來看，主要由SJM Cultural Foundation與其他四家韓國主要電視媒體KBS（Korea Broacasting System）、MBC（Munhwa Broacasting Corporation）、SBS（Seoul Broadcasting System）、EBS（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贊助製作資金，贊助規模在韓元50,000,000~80,000,000（約新台幣一百四十萬至兩百二十萬元）。 
「In-Kind Support」總共有五種製作協助相關獎項，分別是
2.英文字幕翻譯與製作「English Subtitle Translation $ Captioning」，獎項由Furmo DT提供」。
3.行銷設計協助「Promotion Design Support」，獎項由Propaganda提供。
4.全套聲音設計協助「Full Package Sound Design Support」，獎項由MediACT提供、
5.戲院映演協助「Theatrical Release Support，獎項則由上述獨立映演單位提供。
從獎項的設計上看到，韓國正在積極整合產業上下游，其中MediaAct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成立於2002年，當時是由韓國獨立影片影像協會KIFV（The Association of Korean Independent Film & Video）的努力下成立，成立初期有受到政府的補助，但是根據MediaAct現今成員Yongsoo Pyo指出，2010年後政府就不再提供相關補助。
2008年，鐵馬影展曾經邀請MediaAct協助製作的紀錄片「十六擊：你所不知道的韓流」來台放映，這部在2007年完成的影片是透過16位導演的短片集結而成，共同呈現許多韓國社會問題，其中包含經濟議題（美韓自由貿易協定FTA、亞太經合會APEC）、環境與開發議題（捍衛Saemangeum濕地、賽馬與賭場開發、美軍軍事基地擴張）、教育議題（私校法與私校教師）、人權議題（拒絕當兵的良心犯）、勞動議題（非典型雇用勞工、工廠女工抗爭）、農民議題（女農、農民香港WTO的抗爭），甚至是社會議題（黃禹錫幹細胞研究造假事件）[1]。
MediaAct成員Yong-soo Pyo說明目前組織中有20幾位成員進行運作。組織主要分成四個部門，分別是：
1.Sound Design （聲音設計）。
2.Seoul local support center（影像教育單位）。
3.Production center（影片製作中心）。
4.Equipment(設備維護）。
（圖說：右方為MediaAct成員Yong-soo Pyo）
而Young-soo Pyo就是負責聲音設計的負責人，他在仁川提案大會中提供聲音設計的獎項（Full package Sound Design Support)，得獎者是「Family in the Bubble」與「Optigraph」。前者是導演講述家中經營房產事業經歷90年代金融泡沫的故事，後者是孫女導演講述她擔任過調查員爺爺的故事！
當年在「十六擊」中拍攝環境問題的導演權友情（Kwon Woo-jung）也持續製作紀錄片，今年也以「My Daughter’s Toe Walking」參加K-Pitch，提案內容講述她如何面對有腳步行動障礙的女兒，獲得今年最佳提案獎項，韓國的獨立紀錄片影像工作者在相關團體的協助也逐漸成長。
韓國的影視產業雖然有官方單位在進行整合，但是不免偏向商業觀光景點的宣傳，而在韓國獨立紀錄片圈中，韓國獨立影片影像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Korea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KIFV)仍扮演一個重要的地位。
目前KIFV的理事長是高英在（Goh Young-Jae）先生，他早期也曾在MediaAct工作，2009年他所製作的「Old Partner」紀錄片的成功獲得不少版權資金，他於2008年成立「IndiePlug」公司，開始介入製作、發行與通路，並且跨入建置網路影像收費平台。他一方面思考商業機制，但是也透過KIFV也協助韓國獨立紀錄片產業，MediaAct、IndieSpace、Seoul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SIFF)早期也都是KIFV的底下組成團體，KIFV目前仍有280個會員。
高英在特別指出目前KIFV與mediaACT、IndieSpace等組織這幾年已經發展成平行關係，但KIFV仍在運作首爾獨立影片影展（SIFF），有別於較商業化的釜山影展，SIFF則提供韓國獨立影片製作者一個非商業化的映演平台。
有著韓國紀錄片教父美譽的金東元（Kim Dong-won）導演說到，他以前曾經訪問過美國獨立紀錄片協會（美國獨立紀錄片協會 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簡稱ITVS[2],），他曾被美國紀錄片協會的組織運作所激勵，但是這幾年觀察下來，他自豪的認為韓國是目前世界上獨立紀錄片組織運作狀況最好的國家，韓國影像工作者其實也在找尋找商業與獨立製片的平衡點，但是不論商業與獨立影片，他們都在思考如何整合國際資源。
今年大會上也看見曾於2015年參加仁川紀錄片提案，並獲得後期製作獎項的影片「Family in Bubble」，導演是非常年輕的Ma Min-Ji。今年影片已進入Rough Cut Sale 階段，Rough Cut Sale是讓提案者播放較完整的影片，提案者可以簡單描述影片進度，也可以不用多做說明，現場沒有QA時段，若有單位想要聯絡，則是各自獨立安排時段聯繫。
以「Family in Bubble」為例，影片目前為止不僅獲得KCA（Korea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JIFF,JPM（Jeonju Project Market ）、KOFIC、Seoul Film Commission、Docs Port Incheon等共計55,000,000韓元（約新台幣1,545,546元）的資金協助，芬蘭的專業影像團隊也決定與此片展開跨國合作，幫助韓國導演進行國際版與電視版的剪接工作。
「Family in Bubble」目前由芬蘭剪接師Nina ijas操刀，因為待過日本熟悉東方文化，所以跟導演在溝通上沒有太大的問題，Nina說明她是在10月初開始跟導演溝通，預計於2016年年底完成國際版，國際版剪接時程約約三個月，明年年初再完成電視版。導演則提供剪接師五小時上好英文字幕的初剪，原本導演自己的初剪偏重家庭人物，但在芬蘭共同製作人Liisa Juntunen（Napafilm公司）的建議下，導演增添一些韓國90年代金融風暴的內容。
由此可以看出，荷蘭製作人對於90年代金融風暴如何影響一個韓國家庭非常有興趣，並也尋找讓歐洲觀眾理解韓國金融風暴脈絡的方式。剪接師初期先在韓國與導演合作，後續則會在芬蘭與韓國遠端合作剪接工作。剪接師Nina說，芬蘭人雖然很多是獨立創作者，但是他們從小就非常注重團隊合作精神，因此類似這樣的國際合作是他們非常擅長的項目。
「BizTalk 5」短講特別設立了「遇見芬蘭」單元「Meet the Finns：How to Start Co-production with Finlan」，短講由芬蘭首爾大使館官員領軍，組織芬蘭影視單位與創作者來到仁川。如ILLUME（成立於1987年的製作公司）、NAPAFilms（成立於2009年的製作公司）、The Finnish Film Foundation、yle（Finnish Broacasting Company）、AVEK（The Promotion Centre for Audiovisual Culture）、Finnvox（聲音設計公司），這些都是芬蘭影視圈頗為知名的製作單位。
這次芬蘭團隊特別替仁川提案大會設計了一份文宣品，文宣上有一句口號是「A GateWay To Europe」。人口只有五百多萬的芬蘭，他們的影視產業也企圖創造國際合作機會，協助亞洲影片打開通往歐陸市場的渠道。其實類似這樣的國際合作ILLUME這家老牌芬蘭製作公司早已積極開拓。例如，另一位韓國導演Moyoung Jin正與該公司合作「Old Marine Boy」，此片也在2014年仁川提案大會上獲得KCA & Funding 21 Award的獎項。挪威導演Antti Hasse的「Monsterman」（2014年，紀錄片，獲得Austin Film Festival最佳紀錄片），與俄國導演Leena Kilpelainen的「The Voice of Sokurov」（2014年，紀錄片）都是ILLUME這家公司這幾年的國際合作重要作品。
韓國積極創造合製機會並提供製作資源的企圖心其實不只是在仁川提案大會，在每年10月份舉辦的釜山影展期間，亞洲電影基金（Asia Cinema Fund，ACF）也成為亞洲Fiction&Non-Fiction創作者的重要資源平台。2006年開始透過「亞洲紀錄片連線」（Asia Network Documentary，AND[3])的運作用非國際提案大會的形式協助創作者，台灣紀錄片也有黃惠偵導演《我的我的T媽媽/日常對話》、廖克發導演（馬來西亞裔）《不即不離》，賀照緹導演的《Turning 18》獲得ACF資源。AND比較希望給予創作上的支持，而非只是提供煤合平台，在AND設置支持創作者的工作坊中，就有可能產生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機會。
相對於釜山影展的亞洲電影基金，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仍以國際提案大會形式為主要模式。其實這三年內也促成不少合製案，韓國對內邀請台灣CNEX、印度Docedge、日本TokyoDoc、法國Sunny Side與Asian Side等國際提案單位與頻道決策者參與，希望能成為亞洲最重要的紀錄片合製平台。對外也曾於2015年在世界最大的紀錄片提案會「IDFA」中極力協助創作者，他們在活動舉辦前一天，先行舉辦「Korea Day」，讓參與IDFA的決策者能夠先針對韓國紀錄片進行提案會，從韓國官方與民間對內與對外的企圖來看，他們對於紀錄片產業的發展的確不遺餘力。
日本東京提案大會
2016年TokyoDoc活動一共舉辦四日，第一天主要介紹這兩年TokyoDoc積極推動的合製計畫「Color of Asia」，並先舉辦通過今年「Color of Asia」評選的八個提案。第二天與第三天則讓入選的二十個計畫進行提案，最後一天則是放映2015年通過「Color of Asia」徵案的三部短片。
「Color of Asia」是TokyoDocs2015年開始策劃的單元，想法始於2014年吉隆坡的Asia Side of Docs，那時許多亞洲影視工作者都想要進行跨國合製的計畫，後來這個概念就逐漸在最積極推動的日本成形。日本電視台非常希望能夠更深入了解其他亞洲國家的狀況，因此TokyoDocs也開始推動相關合製平台。
「Color of Asia」合製資金主由日本NHK提供約180萬新台幣，製作完成後給付，影片長度約25分鐘，希望能徵選三～四部影片。NHK只會買下影片於日本的播映版權，主要在NHK BS1或NHK World頻道播映。提案者還能保有在自己國家或是去其他國家的相關權利。TokyoDoc理事長天城韌彥（Yukihiko Amagi）說，以往日本電視台對於版權規範比較保守，但是「Color of Asia」正在突破過往的保守規範，嘗試尋找日本與亞洲的新關連。
NHK的執行製作人今村研一（Ken-ichi IMAMURA）表示，過往NHK早就有與國外導演合作的經驗，例如NHK World頻道的「Inside Lens」節目就是這樣的平台。台灣導演黃惠偵的「我和我的T媽媽」與華天灝導演的「不老騎士」都有在「Inside Lens」節目播映過，「Inside Lens」也會徵求國外導演以國外觀點拍攝日本故事的企劃案，類似的企劃案資金規模大約在70～80萬元新台幣，片長三十分鐘內，但是也有例外。從日本NHK電視台的運作可以看見，國際合製的企圖並非只是在TokyoDocs，NHK電視頻道就扮演非常重要的發動者角色，當然NHK也影響到TokyoDocs的運作策略。
2014年，TokyoDoc影展策劃了「Women-Paving the way for Asia」系列，總共有七部國際合製紀錄片，2015年產出四部紀錄片（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2016年產生了三部（孟加拉、寮國、越南）。
以2016的「Beyound the Wave-Bangladeshi Surf Girl」為例，影片是由日籍製作人兼導演的菅野 誠（Makoto Sugano）與孟加拉導演Md Arifur Rahman所共同製作。
影片主要仍由居住在孟加拉的Arifur Rahman導演拍攝，但是在給予Color of Asia的影片中，主要還是由菅野 誠負責影片的主要敘事，影片的美學仍是比較傳統NHK敘事方式，透過旁白講述這一位在孟加拉傳統婚姻與衝浪興趣中掙扎的女性故事。兩位導演也持續把影片發展成紀錄長片中，並繼續去國際提案大會上尋找資金。「Color of Asia」給予兩位導演一個跳板，並讓他們再去發展成自己想做的影片。
2015年的「Because I am a Girl」則是由寮國創作者與日本PaoNetwork公司合製的影片，影片則是描述一位在寮國年輕女性，透過橄欖球運動，協助當地鄉村兒童脫離貧窮接受教育機會的故事。PaoNetwork的社長山根 幸太郎先生（Kotaro Yamane）也是長期與NHK合作的製作公司，他們曾經來台灣拍攝孫中山、張忠謀的人物專題，今年也曾來台灣拍攝冤獄無辜者平反計畫（Innocence Project[5]）的故事。另外，曾於2014年第五屆華人提案大會以「狂山之海」入選的導演黃胤毓，CCDF活動舉辦時協助黃導的製片則是PaoNetwork的山本妙，這兩年山本妙小姐積極在學習中文，在日本觀摩中我有跟山本妙小姐通信，她已經能用中文書寫，她也希望能與持續與華文創作者發展國際合製影片。
今年「Color of Asia」的提案以「Children, Seize the Future」，希望徵求主題討論亞洲區兒童如何在現代社會中面對貧窮、教育、性別障礙等等問題，並描述主角如何克服困難掌握未來的故事。活動徵文中也告知三組關鍵字是「Fresh」、「Unknown」、「Unique」。大會從25個提案中先選取八個提案，並在Color of Asia提案中選擇3~4組合製影片進行今年的拍攝。但是我因為在韓國餐與仁川提案沒有參與到，因此相關報告請參考其他同行成員。
兩天的提案活動中ATP成員「TEMJIN TV[6]」製作公司就入圍了兩個提案，分別是「A Portait of Rainbow」與「I’m a CODA (Child of Deaf Adult)」，後者是講述聽障者父母生出的小孩的故事，這個提案共獲得兩個獎項，包括最佳提案獎項（Best Pitch Award），Docedge Kolkata Award。
類似TEMJIN TV製作公司規模的提案團隊是常見的，甚至也有規模更大的製作公司，如跨足劇情片、動畫的東北新社（Tohokushinsha Film Corp[7]簡稱:TFC），今年也以「Last Redemption」入圍提案，此故事以1945年二次大戰期間沖繩居民大量集體自殺事件為背景，講述以一位當時年僅十六歲的少年，被迫殺害全家的故事，此提案獲得Excellent Pitch Award獎項。
雖然入圍者提案者不乏大型製作單位，但也有獨立製作提案者入圍。例如一直關注死刑與矯正所人權的坂上香導演（Kaori Sagagami）則以導演兼製片的角色，以「Prison Circle」入圍提案。故事內容講述日本兩位在「Shimane Asahi Rehabilitation Program Center」接受集體心理輔導的受刑人，導演花了七年的時間追蹤主角，拍攝主角進入與離開矯正中心後，重返社會的過程，這項提案也獲得Excellent Pitch Award獎項。
TokyoDoc並沒有像Docs Port Incheon特別設立Asia-Pitch單元給亞洲製作團隊，反而是一起評選的機制。今年二十個提案中，有六項提案都是非日本導演作品，包含印尼導演Tonny Trimarsanto的「12 Wives」、菲律賓導演Cha Escala的「My Father the Executioner」、中國導演杜海的「China’s Forgotten Daughters」、不丹導演Arun Bhattarai的「Stories from the Field」、阿富汗導演Abbas Mohammadi的「A Bike Bookmobile in Bamiyan」、印度導演Pankaj Johar的「No More Babies」。
其中阿富汗導演Abbas Mohammadi的「A Bike Bookmobile in Bamiyan」獲得Asia Dramatic TV Award與Tokyo Docs Special Mention兩個獎項。此提案講述一位騎著用腳踏車改裝成的「移動圖書館」在阿富汗提供書本給無法接受教育的兒童。不丹導演Arun Bhattarai的「Stories from the Field」獲得AIDC（Th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Conference）Award，也可以繼續參加在澳洲舉辦的2017年度AIDC提案大會。澳洲的AIDC紀錄片提案大會是亞洲地區最早舉辦國際提案大會（Pitching Forum）的國家，今年已經邁入第三十屆。2017年的AIDC活動將於2016年12月20日截止報名，活動舉辦時間於2017年3月5日～3月8日。
TokyoDocs也有設立最佳亞洲提案獎項（Best Asian Pitch Award），獲得該獎項的是由中國導演杜海與製片Kathy Huang的作品「江南棄兒（China’s Forgotten Daughters）」，此提案曾入圍2016年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CDF），並獲得「東京提案會邀請獎」。影片描述中國一胎化政策下，被迫棄養的女孩長大後尋親的故事。此提案在TokyoDoc中除了獲得最佳亞洲提案獎也獲得SSD (Sunny Side of the Doc) Award獎項，可以再去參加2017年在法國舉辦的Sunny Side提案大會繼續尋找資源。
TokyoDocs大會今年是從101個提案中選出20個提案(最後有一組放棄提案，因此共為19組)參與正式提案，另外也選出十組，讓他們的提案資料列印在大會手冊上，雖然不能參與正式提案，但是也能參與一對一會議，安排與決策者（Desicion Maker）見面的時間。
觀察TokyoDocs提案大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日本的民間製作單位實力與經驗都非常好，提案的導演與製片都有相對優於台灣紀錄片的資源，獨立紀錄片創作者也有參與空間，雖然沒有像是仁川提案大會特別給予亞洲提案提案的時段，但是透過「Color of Asia」單元也展現日本電視製作單位想與亞洲緊密相連的企圖，這都是台灣產業環境下相對比較缺乏的合作模式。
國際提案準備工作與成本
我們因為有參與過第一屆與第五屆在台灣舉辦的華人提案大會（CCDF，第一屆為«機器O人»、第五屆為«證詞魔咒（徐自強的練習題更名前）»），«徐自強的練習題»也有報名2014年的AND，但沒有入圍。這次雖然有報名韓國與日本的提案大會，但也沒有入選，雖然失敗多次，我提出這幾年在失敗過程中的相關建議給大家參考。
台灣CCDF提案大會的舉辦時間約在每年九月份，報名時間約在五月，韓國仁川與日本東京提案大會是在每年十一月舉辦，報名時間約在每年八月。一般民眾要參與都要繳交參加費用，因此有意參加國際提案的團隊，可以先以台灣的CCDF作為首先參與的目標，並透過CCDF的工作坊修正提案片花與提案內容，有助於再去報名國際提案。若能在CCDF中獲得其他提案單位贊助的獎項，可以節省不少金額。有些提案大會會提供飛機與住宿補助，有些提案大會則會提供大會參與費用的補助。
韓國與東京的提案大會報名方式都採用線上報名，但是因為韓國除了線上報名，還需要提供簡易企劃書，因此我們在報名仁川提案大會花了不少企劃書翻譯費用。片花剪接的部份因為由導演自己剪接，若要請人協助剪接可能也要花一筆片花剪接費用，不過就先不列入計算，大致上以製片與導演要參與一個國際提案的花費上金額約在三萬～四萬左右。這還不含製片與導演的工作費用，所以如果沒有獲得國際提案的獎項，團隊在資源規劃方面就必須先規劃相關資源。準備國際提案上，建議一定至少要有製片與導演共同參與，否則若是只有一人要處理下述相關工作，其實會是非常大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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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仁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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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提案大會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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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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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書翻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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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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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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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片花影片校正，導演先自己翻譯再請人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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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花製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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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自己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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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自己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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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花長度兩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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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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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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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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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單程來回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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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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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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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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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住大會舉辦地點的飯店，每晚單人約2200元，
日本部分透過Airbnb也可以訂房，單人負擔費用大約可以在1800左右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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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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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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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地鐵，兩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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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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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00~3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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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0~3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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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製片導演兩人參與費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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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卡設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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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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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設計兩份影片酷卡並各自印刷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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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卡印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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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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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雖然於2014年參與CCDF，但這兩年間都是在忙於影片製作，我並沒有再去檢視提案相關資料。2016年有幸參與CNEX與國藝會的WINDOC工作坊，才重新開始檢視提案相關資料，也重新再思考Logline、Synopsis, Treatment等內容，但其實是這都是有意參與國際提案團隊應逐漸適應的影片討論的方式，現實是國內製作團隊很少花時間用這種方式討論影片。我是透過WINDOC導演製片工作坊才逐漸再去釐清方向，參加七月製片工作坊後，我們只有約兩個星期的時間可以準備仁川與日本提案資料，報名準備過程我個人非常焦慮，最後還是非常匆忙的在業界朋友在鼓勵下勉強完成企劃書與片花製作。
台灣紀錄片導演很容易針對台灣觀眾設想影片內容，但是國際提案面對的是國際觀眾，到底台灣的紀錄片要如何與國際觀眾產生連結？這一點通常是台灣導演的盲點，但若有國際連結能力的製片協助，或許就可以透過不一樣的包裝與行銷與國際觀眾產生連結，在影片前期尋找資源階段國際製片的確是台灣非常需要與欠缺的人才。
建議
（一）針對國際提案大會
觀察韓國仁川與日本東京提案大會，這兩個國際提案大會官方組織（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投入相當的資源協助。韓國非常努力進行產業整合，並提供高規模的製作資金。日本則是極力開拓國際合製案例，培養日本製作團隊國際製作能力。反觀台灣CCDF雖然是三個國家最早舉辦的提案大會，但是活動幾乎是靠民間財團法人支撐（財團法人蔣見美文教基金會），資源相對匱乏。若能提高舉辦主體層級，匯集中央與地方政府資源，甚至電視頻道（類似公共電視等）資源與發展策略，似乎才有辦法與其競爭。
地方政府方面，韓國的仁川市與日本東京市地方政府都積極協助國際提案會議，台灣新北市政府近年也透過「感動、無所不在」活動也在進行類似的提案會，但是在運作概念上，主要限制於台灣區導演，規劃企圖與運作資源上仍不及韓國與日本。
台灣公共電視這幾年當然也有協助紀錄片創作者參加國際提案大會，例如2016年的亞洲紀錄片提案大會（The Asia Pitch）就是在台灣舉辦。但是台灣電視產業對於國際合製的企圖與投入資源也不如日本電視產業，因此民間國際合製經驗就不如韓國與日本，產業的相關經驗沒有在日常運作中養成，其實就呈現影像基礎人才斷層的問題。
CCDF是以華人為主體的提案大會，並且是台灣團隊最容易參與的國際提案大會，未來台灣地區的提案大會如何整合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影視產業相關資源則是一大挑戰？擔任國際合製啟動角色的公共電視如何創造國際合製機會，培養製片與導演有國際製作能力？讓台灣團隊在製作中就有逐漸學習的機會，扎根培養紀錄片產業人才國際視野與製作能力，而非急就章的報名國際提案，後續才有機會了解如何參與國際提案，否則現狀台灣區的創作者有如瞎子摸象。
（二）針對WINDOC工作坊
台灣導演這幾年參與國際提案大會意願普遍不高，除了誘因不足以外，台灣紀錄片的教育環境與產業現狀，也沒有培養起相關人才協助台灣導演參與相關活動，普遍而言台灣導演仍是以單打獨鬥方式參加國際提案，能獲取資源的機會其實不高，又要投入相對的時間與成本，因此更讓台灣創作者更加卻步。WINDOC工作坊則是希望培養台灣紀錄片創作者如何邁向國際的橋樑，我們團隊有幸獲選參與工作坊，在相關的課程中收獲良多，但是仍有以下建議。
因為台灣團隊普遍對於國際提案大會認識缺乏，WINDOC活動已經舉辦兩年，今年度甚至目標希望放在讓參與者參加韓國仁川與東京紀錄片提案。但是由於相關經驗缺乏傳承，台灣團隊準備國際提案仍然經驗不足。建議WINDOC工作坊可讓以前參與過國際提案大會的製片與導演，協助每年參與WINDOC團隊進行報名相關工作，甚至組織有意成為國際製片的製片人，參與WINDOC工作坊遴選過程，並於後續擔任團隊隊輔等工作，實際讓正在學習國際製片的製片人才有傳承經驗的機會，形成較為長期的輔導機制，而非只有在工作坊時討論內容。
以今年為例，若有團隊輔導者進入協助，則可以於導演與製片工作坊時，針對團隊企劃書內容協助討論進行修改。在報名國際提案前，增設片花剪接工作坊，這樣團隊在報名國際提案時能更有信心與方向，更能完整的協助團隊完成國際提案基本準備工作，讓台灣團隊更有信心參與國際提案，也能逐漸培養國際製片人才實戰機會。若有實際合作意願，團隊對輔也可以一起擔任影片共同製片人。
（三）針對台灣獨立紀錄片圈
台灣紀錄片創作者普遍而言都是單打獨鬥，而且時常是導演、製片、攝影、剪接兼任的形式在製作。雖然我也看見韓國與日本有類似的創作者，但是畢竟在國際提案上是非常少數，大多數都是有比較完整的團隊與資源，才比較容易有入圍提案的機會。如何創造出一個平台讓基層獨立紀錄片工作者互相尋求協助的平台，可能是要思考的一個方向。
韓國透過KIFV組織整合獨立紀錄片圈的資源，透過影展（SIFF）與影院（IndieSpace）的整合，讓韓國獨立紀錄片圈有交流平台。目前台灣CCDF活動舉辦之前，也設置提案工作坊入圍團隊參加。另外，國家電影中心運作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也有設置紀錄片健診（DocDoc）活動，協助創作者交流。
2015年，«徐自強的練習題»也有獲選進入DocDoc健診活動，活動中也有邀請國內外專家，進行模擬提案會與一對一輔導機制。2016年5月時，國家電影中心舉辦「DOC DOC紀錄片健檢工作坊：台灣民間記憶計劃」，8月則接續舉辦「DOC+紀錄片工作坊」。透過兩階段的工作坊協助創作者進行更深度的創作思考。2016年DocDoc的設計，對於參與者來說是非常嶄新的體驗，對於導演的創作思考非常有幫助，但是若以活動設計來說，DocDoc逐漸轉向針對創作者，而非針對國際提案形式的活動，似乎有在學習AND運作的機制。
當然台灣的民間影像組織其實也很積極協助台灣創作者，但是各單位各自運作下，都在資源窘迫的條件下其實無法整體規劃協助紀錄片產業發展，台灣官方與民間到底要如何運作？其實也非我們十天的觀察後能提出，因此現有條件下，建議台灣創作者反而必須思考如何利用現有的相關資源突破困境。
例如以2016年的紀錄片圈相關活動為例，建議尚未有完整團隊與創作方向的創作者，可以先參與國家電影中心舉辦的DocDoc活動，還沒有準備好之前，不要輕易參加國際提案。八月份參加完DocDoc活動後，若認為影片合適參加國際提案，可以在活動中尋找有經驗的國際製片協助參與後續合適的國際提案，包含八月報名的HotDocs、Docs Port Incheon，九月報名的哥本哈根紀錄片提案會CPH，十月報名的瑞士真實影展創投會議，十二月份報名的AIDC等[8]，當然國際提案所需資源更高，若沒有有經驗的國際製片協助其實也不容易入圍。
因此保守的運作，可以先報名參加每年三月開始徵選的WINDOC工作坊，透過參加工作坊整理國際提案策略與方向，進一步先參與成本最低的CCDF，若有獲得獎項與資源，可以再規劃參與其他國際提案。
但是這樣一趟下來，從田野拍攝到參與國際提案，保守估計要花二年以上的時間。若沒有相關資源支持，其實根本是沒有能力參加國際提案活動，我只能藉由幾天提案大會觀摩與台灣相關機驗提供淺薄拙見，到底要如何讓台灣紀錄片產業更加健全？仍有賴關注台灣紀錄片影視產業的單位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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